知青岁月明道配资，下乡插队他娶了日本女人的闺女，历经波折最终把妻儿带回北京
说起北京老知青孙书勤老师，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孙书勤老师在东北（吉林）插队落户期间，敢爱敢恨，最终和一户“间谍特务”之女结为了夫妻，屯子里的那位日本女人成了他的丈母娘，这事在当时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作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孙书勤当时不能参军入伍，上山下乡也不能去兵团不能去农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3月份，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十七岁的孙书勤和一帮初中同学背着行囊，乘坐火车离开了北京，历时三天两夜，来到了距离北京千余公里的吉林省，他们九名同学被分派在长岭县一个叫五家屯的生产大队，李队长安排他们住在了队部的三间土坯房子里。四名女生住一间房子，五名男生住一间房子，中间那间房子是烧火做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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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3月份天气还很寒冷，到处可见还没融化的冰雪，说是春天，实际就跟冬季没什么区别，东北的春天比北京的冬天还冷。好在屋里暖和，有火炕，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
来到五家屯的第二天上午，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大叔和李队长赶着队里的马车给知青们拉来一马车秫秸，马车停在队部院子里，李队长和那位大叔把马车上的秫秸一捆一捆搬下来，都立在了西侧的围墙上，男知青也来帮忙。秫秸可以烧炕取暖，也是做饭的燃料。卸完马车上的秫秸，只听李队长对那位车把式说：“张老三，你再回场院拉一车，我回家给他们拿点萝卜土豆来。”
孙书勤看车把式赶着马车去了场院，他就快跑几步撵上马车，一纵身跳上马车，笑着说：“大叔，我跟你一起去装车。”
跟着张老三拉了一趟秫秸，孙书勤也就算跟张大叔熟悉了。张大叔这人很爽快，大嗓门，干活很利索，也有一把子力气。那天拉完秫秸回家的时候，他笑着对孙书勤说：“以后到我家串门，我让你婶子给你做好吃的。”
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以后，那位车把式赶着马车往地里拉粪，他就点名让孙书勤跟着马车到地里卸粪。五家屯就这一辆马车，李队长和张老三是车把式，平时都是张老三一个人赶车，除非出门拉货或张老三有事不能赶车时，李队长才会亲自赶车。
在场院装车不用孙书勤动手，都是队里的妇女或老社员负责装车，孙书勤只跟着马车负责往地里卸粪。张大叔知道北京知青以前没干过农活，他就手把手教给孙书勤怎样使用铁锨卸粪，一再强调要握紧铁锨把，不然的话，手掌保准会磨出水泡。看孙书勤累了，张大叔就帮他卸车，让他歇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孙书勤和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张大叔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好爷们。
有一次中午收工后，张大叔笑着对孙书勤说：“晌午去我家吃饭，酸菜炖粉条，玉米碴子粥，出工前我就跟你婶子说好了明道配资，收工后带你到我家吃饭。”
盛情难却，孙书勤只好跟着张大叔来到了他家。张大叔家住三间土坯房，中间屋是烧火做饭的地方，东西屋里都有火炕。张大叔和张婶住东间屋，张大叔家的女儿住西间屋。
张大叔家特别干净，屋里的东西摆放的也很整齐，盆盆罐罐都擦拭得锃明瓦亮。看孙书勤来了，张婶很礼貌地微笑着说：“欢迎欢迎，快进屋炕上坐。”
午饭很简单却很有食欲，玉米碴子粥里掺了小米，还有一些切碎的胡萝卜丁，酸白菜炖粉条，一盘煎鸡蛋，还有半碗用豆油拌过的疙瘩咸菜丝。孙书勤和张大叔两人在炕上围着炕桌吃饭，张婶和她姑娘在外屋（厨房）吃饭。
直到吃完饭准备上工的时候，张大叔的姑娘才进屋跟孙书勤打招呼。张大叔介绍说：“我闺女，叫张红英，今年十五岁。”看着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孙书勤心里好慌乱也充满了疑问，东北农村，咋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自那以后，孙书勤经常借故到张大叔家来串门，有时还帮着张大叔挑水。张大叔和张婶都很喜欢这个来自北京的小青年，张红英每次见到孙书勤都很高兴，总是笑着喊他书勤哥哥。
那年秋后，公社干部突然来到了屯子里，直接去了张大叔家，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也一起来到了张大叔家。
很快，屯子里就传开了，说张婶是日本女人，是间谍特务，张婶好几次被叫到公社去，就连张大叔都被基干民兵押到公社革委会接受了审查。
到了这个时候孙书勤才知道，张婶确实是日本女人，但她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春香。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春香和家人跑散了，后来跑到了五家屯，被张大叔的母亲收留，就做了张大叔的媳妇。那时刚解放，工作组也到张大叔家调查过，春香汉语很流利，她说爹妈都死了，她是孤儿，政府工作人员也没深究。
文革开始后，张婶的日本人身分又被提起过，因为张大叔一家人都很善良，人缘好，屯子里的乡亲都维护他家，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都过了两三年了，公社干部又突然来查这事，张大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天早晨出工劳动时，大队民兵连长赵长生突然对孙书勤说：“孙书勤，我警告你，你原本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后必须和张老三家划清界限，他家可是‘间谍特务’。”
后来张大叔才知道，因为赵长生以前偷过队里的东西，被张大叔抓了现行，他记恨张大叔，就到公社举报张大叔的老婆是日本人，还找到了证据。
之后的日子里，但凡上级有什么风吹草动，张婶都会挨批斗明道配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还安排赵长生监视监督张婶。
别看张婶都三十九岁了，可她长相很好，也很显年轻，就像二十八九岁的女人。一天中午赵长生到张大叔家来找张大叔，恰巧张大叔出工劳动还没回来，赵长生见色起意，就对张婶动手动脚，还说只要让他高兴，以后就不会挨批斗了。就在张婶极力反抗时，张大叔拿着鞭子回来了，看到眼前的情景，他怒不可遏，举起鞭子狠狠打在了赵长生的后背上。
赵长生却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跑到公社革委会说张老三不接受监督和监管，还打了他。革委会副主任听了一面之词，当即带着基干民兵来到了五家屯，把张大叔五花大绑押到了公社革委会。
当晚，李队长套上马车，拉着屯子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几名北京知青来到了公社革委会大院，要求公社放人。当时革委会主任回家去了，公社王书记值班，李队长和几位老人拍着胸脯担保，说张老三绝对不会无辜打人。王书记又询问了张老三，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即就把张老三释放了。
就这样，张大叔和赵长生结下了梁子。
到了1973岁年秋天，厂矿企业开始优先在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孙书勤因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两次招工都没能通过政审。张大叔看他情绪低落，就宽慰他，还把他叫到家里吃饭。当时张红英也二十岁了，她正应了那句老话：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张红英很喜欢正直善良的孙书勤，孙书勤也很喜欢这个美若天仙的小妹妹。
1974年夏季，赵长生走了狗屎运，他被抽调到公社革委会食堂当了管理员，是借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光。虽然只是临时抽调，可赵长生却高兴地得意忘形，以为自己真成了公社干部。去公社上班那天，他还跑到张大叔家院门口对张大叔说：“张老三，你那一鞭子，我不能白挨。”
赵长生到公社革委会食堂工作不久，突然回到五家屯，来到张大叔家给张红英提亲。革委会副主任家有个儿子，小时患病落下一脸麻子，到了二十六七岁还没找上对象，赵长生了解情况后就大献殷勤，他说张老三家的姑娘像天仙一样，他肯定能保成这门亲事。革委会副主任苦笑着说：“她妈是‘间谍特务’，这样怕是不好吧。”“你说她是‘间谍特务’她就是，你说不是她就不是，这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嘛。”赵长生厚颜无耻地奉承道。
令赵长生没想到的是，张老三一口就回绝了，他说闺女有主了，已经定下了婚事。赵长生不信，非要刨根问底。张大叔没办法，就随口说道：“红英喜欢孙书勤，他俩早就谈恋爱了。”赵长生一听，转头就走，径直来到了知青集体户，开门见山地问孙书勤：“孙书勤，我问你，你真的跟那个‘间谍特务’之女谈恋爱啦？你跟我说实话，我刚从张老三家过来。”
孙书勤没明白是咋回事，但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事，就随口说道：“她情我愿，这有什么不妥吗？这事也要跟你们革委会食堂汇报吗？”“孙书勤，我告诉你，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家的儿子看上了张红英，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自讨苦吃。”赵长生说完，悻悻而去。那时中日已建交，张婶的日本女人身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赵长生也不敢无事生非给张大叔一家穿小鞋了。
一听是这事，孙书勤赶紧去了张大叔家一趟。当时张大叔正坐在炕上生气，看孙书勤来了，就把赵长生来提亲的事情告诉了他，并问孙书勤：“书勤，你跟叔说句实话，你喜不喜欢红英？”孙书勤吭哧了半天，红着脸说：“红英妹妹长得这么漂亮，我配不上她。再说了，婚姻大事，我也要征求我父母的意见……”
1975年秋天，征得他父母的允准后，孙书勤和张红英定下了婚事。既然不能招工回城，孙书勤就做好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打算。主要是他特别喜欢张红英，张大叔和张婶也切切实实给了他很多关爱和温暖。
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跟一个“间谍特务”子女定下了婚事，这在屯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张红英的母亲确实是日本女人。最气急败坏的还是赵长生，他在革委会副主任面前丢了面子，在屯子里也没人搭理，真的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那年秋后，孙书勤和张红英去公社民政部门登记结婚，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工作人员说需要调查核实以后才能颁发结婚证。直到年末，他俩也没能领取结婚证。
1976年初夏，赵长生灰溜溜地回到了屯子里。原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和经济问题被撤职查办，关进了看守所，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赵长生回到屯子里，也没能继续担任民兵连长，屯子里的乡亲们看到他都躲着走。
那年秋天，孙书勤和张红英领取了结婚证，他娶了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屯子里那个日本女人成了孙书勤的丈母娘（岳母）。
婚后的生活很快乐很美好，每天晚饭后，孙书勤就教他妻子学文化。张红英虽然是小学文化，可她觉得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她很想充实提高自己。正好孙书勤也爱学习，看书学习成了这夫妻俩的共同爱好。
到了1977年秋天，五家屯还剩下了孙书勤一名北京知青，其他人招工的招工，招干招干，还有一人办理了困退直接回到了北京。知道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孙书勤也就不奢望招工进城工作了，更不敢想着回北京。
那年冬季，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如冬日暖阳，让孙书勤心里感到了温暖也燃起了希望。第一年因为心里有顾虑再加上准备不充分，他没有报考。到了1978年春季，孙书勤的父母都恢复了工作，他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那年夏季的高考，孙书勤发挥的很好，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就在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张红英生下了一个白胖的男孩，她给儿子起名叫双喜。孙书勤说小名叫双喜，大名叫孙向晖，就是向着太阳的方向茁壮成长的意思。
孙书勤回北京上大学的第二年，张红英享受了知青家属的待遇，她被招工到公社粮站当了工人，虽然工作不轻松，张红英还是很满意的，毕竟那是正式工作，月月都开工资，儿子也借光转成了非农户口。
张红英刚参加工作不久，日本那边她姥姥家的一个舅舅通过大使馆找到了她母亲，她母亲原本可以带着她回日本，可她母亲说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再说她父母也都不在了，她就没回日本。
孙书勤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部委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直到1989年冬季，张红英才通过工作对调调到北京，她娘俩的户口也迁回了北京，夫妻俩两地分居整整十年，最终团聚在一起。等张红英的父母年龄大了，孙书勤就把老岳父和老岳母接到了北京，给了两位老人一个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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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自己的知青往事和坎坷曲折的情感生活经历，孙书勤很感慨也很激动，他说当年要不是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他就不会娶张红英，那时敢娶一个日本女人的女儿，需要很大的勇气，一般人真的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好在一切都过去了，风雨过后迎来了美丽的彩虹，他为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喝彩，也祝福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们都健康平安！晚年生活幸福快乐！
作者：草根作家（朱成金））（感谢孙老师真情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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